经历数十年的对抗，哈马斯深知以色列情报机关的高效与严密，他们与以色列8200部队和辛贝特之间的较量可谓不共戴天。直到2023年10月7日之前，为了躲避以色列的监视，他们制定了一套堪称绝妙的反监控方案：核心计划仅对少数人开放，参与行动的上千名武装人员在训练期间甚至对最终目标一无所知；他们组建了特别小组，隐身于加沙的地下隧道，使用有线电话进行通讯，避免无线通信的痕迹；而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更是多年不用任何电子设备，所有消息都依靠人肉信使传递。在那天的“史上最大的战略欺骗”中，这些措施确实初见成效。

然而，光环过后，情况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到2026年8月，以色列开始追查10月7日的关键参与者，NILI小组名单上的2800人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被成功剔除，逾5000名试图越境的武装人员也半数以上被消灭。之前的卡桑旅最高指挥官伊兹丁·哈达德在2026年5月被击毙，上任不久的穆罕默德·奥达也很快遭命运所害。到了2026年9月1日，就连哈马斯内部负责安全的穆因·阿拉比德，这一本该负责情报保护的高级官员，都被以色列特种部队当街抓获。一个对内部安全最有了解的人被逮捕，这本身就昭示了反间谍工作的失利。

回顾哈马斯在反情报工作上的调整，可以归结为五个显著措施： UED

1. 通讯手段大幅调整：他们摒弃了手机和计算机，选择有线电话与信使传递。尽管这一措施在初期取得成效，并在10月7日之前有效地迷惑了以色列，然而以色列随后转向了针对物理证据的搜查，利用亲属通讯、无人机监控、以及DNA分析发现了蛛丝马迹。

2. 地下指挥：哈马斯借助560至720公里的地下管道网络，将指挥层隐藏在30至40米深处。虽然短期内避开了监视，但随着以色列开始动用推土机清除地表，暴露的洞口也遭到了炸毁与灌封。

3. 伪装与混入：辛瓦尔曾尝试以女性服装混入人群，成功躲避了几次以军的搜索。尽管短期内有效，但在2026年8月31日的行动中，却因地道中发现的DNA证据暴露了他的活动范围。 UED

4. 内部安全与反谍调查：在多个高层领导连续被击毙后，哈马斯开启了内部审查，确认可能存在内鬼。最终虽逮捕了36名疑似合作者，但以色列显然已发展出多元化的信息收集机制，避免单一线索的错误判决。

5. 生存策略多元化：哈马斯指挥官频繁换藏身之处，混入居民区以增加追踪难度，但仍未能有效防止由家庭成员流程、访问规律及水电消耗等日常信息构成的情报网络。

总结来看，尽管哈马斯的措施声势浩大，究其根本却因三大结构性问题而始终难以奏效。 UED

首先，尽管辛瓦尔不接触电子设备，单靠信使传递信息，却难以逃避从生理及社交关系上留下的痕迹。他藏身的地道内必然需要通风与生活，最终以色列通过分析邻近地道的尿液样本发现他的DNA，缩小了搜索范围。并不是因为技术的绝对精密，而是地面部队在交火中无意中发现了哈马斯成员尸体，在DNA比对中竟然锁定了辛瓦尔。

其次，以色列并不倚重于从“内鬼”处获取情报。实际作战中，以色列采取多元化的情报收集策略。NILI小组在追杀参与10月7日行动的人员时，所需的门槛极低，仅需两条证据。例如，上传视频或是一段通话记录都足以将武装成员纳入目标库。此外，多年来建立的人脸数据库、运动相机所捕捉到的视频数据、甚至家庭成员的日常活动，都被悉数纳入分析之中。

最后，哈马斯的保密制度在于其组织性，但随着组织结构的不断打击与削弱，使得这一制度成为了双刃剑。在一次又一次的袭击中，曾经的良性管控被淡化，甚至深受信任的领导层也难以保持完整的密级，这无疑让他们的反监控能力大打折扣，最终在灭顶之灾面前暴露了脆弱。 UED